現為寫作導師兼作家的陳慧，早年曾當電影編劇，她認為女人戲和女性電影的分別，取決於女角是否能在電影中自主地下決定。她說︰「好像近年的《桃姐》便是很好的女性電影，表面講主僕情，桃姐這個角色雖然卑微，但對少爺好有影響力。可惜港產片向來太穩陣，好容易跌入因循當中。」陳慧能想起的港產女性電影極少，除了《桃姐》外，包括張之亮的《自梳》和劉國昌的《廟街皇后》。
台前幕後幾乎由男性主導，所以後來一些專門講述女性心態的電影，特別標榜是「女人戲」，但其實也只是推銷手法。陳慧說︰「九十年代初有一齣很好的女性西片叫《末路狂花》，最後一個鏡頭當年最叫我震撼。香港電影一直受外國電影影響，卻從來沒有向外國優質的女性電影借鏡，因而港產片沒有類似的電影。這也是出於電影從業員知道女觀眾會夾男朋友入場，題材上自然有所顧忌。」女性電影專門挑戰男性和固有的價值觀，那豈不影響票房？穩陣的香港創作人自然少拍。
陳慧：「女人戲和女性電影的分別，取決於女角是否能在電影中自主地下決定。如《自梳》戲分不僅落在女演員上，張之亮亦真的在訴說一個關於女人命運的故事；《廟街皇后》說的是當妓女的母親與女兒的關係，當中的愛恨糾纏，寫得深刻。
沒有志氣的世代
現時女性自主，也輕易表達立場，偏偏近年女性電影卻少之又少。回想五、六十年代，女性任何事情都不能自主，由拍拖到婚姻，再到留在鄉村還是出省城，全都由長輩為她們決定。陳慧認為就在那時，戲劇發揮它最原始的功用：成為觀眾的精神寄託。她說︰「1959年戲曲《再世紅梅記》中，女性意識之高比現時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女主人翁為主宰自己的命運，以及將奸臣玩弄於股掌，因而借屍還魂，幾厲害呀！」最重要還是，這反映了當時的世道，以前的女性雖然活在困局當中，但她們渴望出路。供求關係永遠清晰，沒求自然沒供。而且不能用男性當道為藉口，事實上即使歐西電影行業，同樣是陽盛陰衰。陳慧認為是整個社會並沒有女性意識︰「香港人不是沒有思辨能力，只是很懶，可能城市太狹窄，香港人思考很容易倦怠，無反思，自然沒有令觀眾反思的電影。」
陳慧說︰「我份人好老土，相信人貴自重，自重首要條件是有志氣。志氣沒有實質用途，唯一用處，就是令大家『似番個人』。」唯現時女生都自我沉醉在公主的夢境之中，說志氣，只會得到「講呢啲」這個回應。